對帝國酒店而言，京都其實是一個來得很晚的目的地。

1890年，第一代帝國酒店在東京日比谷開業；1923年，Frank Lloyd Wright（法蘭克・洛伊・萊特）設計的第二代本館「萊特館」落成；1933年，品牌又離開城市，進入日本本州中部的山岳地帶，開設今日的「上高地帝國酒店」。

這裡所說的「日本阿爾卑斯」，並不是一座山，而是對日本本州中部飛驒山脈、木曾山脈與赤石山脈三大山脈的總稱。上高地便位於其中的飛驒山脈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「北阿爾卑斯」，四周環繞穗高連峰、燒岳等高山，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山岳景勝地之一。

從東京的國際社交舞台，到海拔約1,500公尺的山岳度假地，帝國酒店很早便參與了日本現代旅宿文化的形成。

然而直到一百三十多年後，這個名字才第一次真正進入京都。

2026年3月5日正式開幕的「京都帝國酒店」，沒有選擇從一塊空地開始，而是進駐祇園甲部歌舞練場旁、1936年落成的「彌榮會館」。這棟曾經承載祇園演藝與社交活動的建築，不僅是花見小路南端的重要城市地標，也是日本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及京都市歷史的風致形成建造物。

因此，京都帝國酒店真正值得看的，或許不只是55間客房與奢華服務，而是當一個代表日本近代化與西式酒店文化的老品牌走進京都，它如何在這座歷史早已寫得如此厚重的城市裡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從上高地開始：帝國酒店第一次離開「城市」

這個問題，其實早在九十多年前便出現過一次。

1933年，「上高地酒店」開業，1936年改稱上高地帝國酒店。它被視為日本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本格山岳度假酒店，第一代木造建築由昭和前期重要建築師高橋貞太郎設計。

如果東京帝國酒店代表的是日本走向國際社會的門面，那麼上高地帝國酒店代表的，則是另一種正在昭和初期成形的現代生活方式——人們開始為了「度假」而離開城市。

20世紀初期，隨著西式登山文化傳入日本，鐵路、公路與觀光體系逐漸發展，上高地也從登山者眼中的秘境，轉變為日本近代山岳觀光的重要象徵。1933年酒店開幕後，隔年上高地便隨北阿爾卑斯地區被劃入中部山岳國立公園。

photo:上高地帝國酒店

在那個年代，能夠離開東京等大城市，長途前往海拔約1,500公尺的山谷，在具有西式服務、餐飲與社交空間的酒店裡停留，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相當門檻的休閒方式。

因此，上高地帝國酒店所代表的不只是「山裡的一間高級飯店」。它把原本在歐洲阿爾卑斯山區發展成熟的山岳度假文化帶進日本，將登山、避暑、自然觀賞與酒店生活結合，也使上高地逐漸成為昭和初期令人嚮往的度假目的地。帝國酒店自己的歷史資料，便將其形容為當時的「憧憬之地」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這樣一座象徵現代休閒與高級旅宿文化的酒店，在建築上卻沒有試圖凌駕山岳。

高橋貞太郎以木造結構、陡斜屋頂與帶有歐洲山屋聯想的建築語彙融入周遭自然。1977年因原建築老朽化而全面改建時，新酒店雖轉為鋼筋混凝土結構，仍刻意保存第一代建築的主要特徵：紅色三角屋頂、木質外觀、自然石基座、露台，以及大廳中央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壁爐。這座第二代建築後來亦獲得BELCA賞長期優良建築部門肯定。

也就是說，帝國酒店在上高地學到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如何彰顯自己，而是如何依據所在之處改變自己。

面對日比谷，它可以是一座城市地標；面對上高地，它選擇融入山林。

九十多年後，這套思考被帶到京都。只是這一次，它需要理解的不再是自然景觀，而是一座累積千年以上、從街道到建築都有既有秩序的城市。

進入京都，如何不壓過祇園？

京都最難處理的地方，恰恰在於它從來不存在單一的「京都風格」。

祇園（ぎおん，Gion）是京都最具代表性的歷史街區之一，位在京都市東山區、八坂神社周邊。它不是單一景點，而是一整片由茶屋、料亭、町家、寺社與傳統表演文化共同形成的區域。

祇園並不是一個可以任意置入大型建築物的空白背景，而是由街道寬度、屋簷高度、格子立面、庭院與狹長基地共同形成的城市樣貌。其中，大型京町家常見的「表屋造（おもてやづくり）」尤其值得理解。

所謂表屋造，是將臨街的店鋪棟與基地深處的居住棟分離，再透過玄關棟與坪庭串聯。真正重要的生活空間並不全部展示在街道上，而是沿著狹長基地向內展開。換句話說，京都傳統建築與街道之間的關係，經常不是「把所有東西展示給你看」，而是有所保留。

這恰好構成大型酒店進入祇園時最大的矛盾。

京都帝國酒店擁有55間客房，本棟地上7層、地下2層，另設北棟；依開幕後官方公布資料，總延床面積約10,406平方公尺。它需要容納餐廳、酒吧、泳池、SPA、健身設施與完整的酒店後勤系統。

如此龐大的酒店，如何進入由町家、茶屋、寺院與歌舞練場共同構成的祇園，又不讓自己的存在壓過周遭？

答案不是把一座新酒店「做成京都的樣子」。而是找到一棟本來就屬於京都的巨大建築。

為什麼是彌榮會館？九十年前，它已經回答過一次

1936年落成的彌榮會館，本身就是京都近代建築史中相當特殊的存在。

建築由大林組建築師木村得三郎設計。以劇場建築見長的木村，在當時運用先進的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卻沒有讓建築直接呈現純粹的西式現代主義外觀，而是在巨大的建築上加入層疊屋頂、深遠屋簷與塔樓般的正面輪廓。

換句話說，早在1936年，彌榮會館便已經處理過京都帝國酒店今天再次遇到的問題：一座使用現代技術、規模龐大的公共建築，要如何出現在祇園？

它給出的答案並不是復刻一棟巨大的町家，而是讓現代結構借用京都既有的屋頂、水平線與建築形式，在傳統街區中建立自己的位置。

這也是彌榮會館之所以成為京都帝國酒店最關鍵的原因。帝國酒店並不是找到一棟「很有京都味」的老房子改建，而是接手了一座本身就在處理「傳統與現代如何共存」的建築。

於是，1936與2026之間，形成了一次相隔九十年的延續。

保存與活用：最困難的不是留下外觀，而是不能拆掉重來

但保存彌榮會館，並不只是美學選擇。

它同時牽涉京都極其嚴格的城市景觀制度。

彌榮會館原有高度約31.5公尺，但其所在的祇園町南側地區受到歷史景觀管制；依現行規範，新建建築原則上受到12公尺的高度限制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把彌榮會館完全拆除，再按照一般新建案重新蓋一棟酒店，今天看到的高度與城市輪廓將不可能原樣重現。

大林組設計團隊因此採取更困難的方式：保留從花見小路可見的南側、西側兩面主要外牆以及部分既有結構，再於內部進行解體、耐震補強與增改築，並經京都市相關景觀審議程序取得特例，維持原有31.5公尺的高度。

這也是京都帝國酒店與大量「京都風」新建酒店真正不同之處。

它不是先完成一棟現代酒店，再貼上木格柵、瓦片與和紙，製造一個可以被快速辨認的京都符號；恰恰相反，是酒店的客房、設備、動線、結構與服務機能，被放進一個已存在九十年的建築框架。

不是讓京都遷就酒店，而是讓酒店進入京都既有的規則。

一場跨越九十年的建築接力

因此，京都帝國酒店很難被歸功於某一位明星建築師。

它更接近一場跨越世代的共同設計。

1936年，木村得三郎與大林組完成彌榮會館，以當時最新的建築技術進入祇園；九十年後，大林組再次回到自己前輩留下的建築，由井上雅祐等設計團隊負責保存、結構補強與增改築。

而當工程處理完「如何讓這棟建築繼續存在」之後，另一個問題才出現：它的內部，究竟應該長成什麼樣子？

帝國酒店最後找來榊田倫之擔任內裝設計。榊田與杉本博司共同創立「新素材研究所」，長期以日本傳統素材、古建築技術與當代空間進行實驗。

與其簡化成「大林組負責骨架、新素材研究所負責靈魂」，更準確的理解是：大林組處理的是如何讓1936年的建築在2026年仍然成立；新素材研究所處理的，則是如何讓2026年的室內空間，不落入刻意模仿1936年的復古設計。

Photo ：帝国ホテル 京都

「古いものが、新しい」：不是復古，而是重新理解材料

新素材研究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是「古いものが、新しい」——古老之物，反而可能是新的。

這句話幾乎可以被視為整座京都帝國酒店的設計註腳。

酒店並沒有以大量裝飾重建一個想像中的古京都，而是從材料本身開始：大谷石、白石島錆石、天然木材，以及帶有時間痕跡的既有構件，被重新放入當代酒店空間。全55間客房均超過50平方公尺，但設計並不以炫耀空間大小為主要目的，而是藉由石材、木材、陰影與留白，降低大型酒店室內常見的華麗與壓迫感。

彌榮會館原有的記憶也沒有被完全整理乾淨。酒店在公共空間保留原建築窗框等構件，並展示相關歷史資料，使舊建築不只是被包覆在新裝修後方，而是以碎片的方式重新進入旅客的視線。

這裡最有意思的，或許正是「新」與「舊」之間的關係。

1923年的東京帝國酒店萊特館、1933年的上高地帝國酒店、1936年的彌榮會館，以及2026年的京都帝國酒店，看似是四棟完全不同的建築，背後卻反覆出現同一個問題：當一座酒店來到一個本身已具有強烈性格的地方，它究竟應該留下多少自己？

從日比谷、上高地到京都：帝國酒店真正延續的是什麼？

回頭看帝國酒店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，最容易被記住的往往是建築本身——Frank Lloyd Wright的萊特館、上高地的紅色三角屋頂，以及如今祇園的彌榮會館。

但京都帝國酒店真正延續的，可能不是某一種固定的「帝國酒店風格」。

恰恰相反，它呈現的是一種不斷改變自身的能力。

在東京，它曾經代表日本面向世界的國際社交舞台；到了上高地，它進入森林，成為昭和初期山岳度假文化的一部分；來到京都，它甚至沒有重新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外觀，而是住進另一棟建築的歷史裡。

從1933年的上高地，到1936年的彌榮會館，再到2026年的京都帝國酒店，三個時間點真正串起來的，不是相同的造型，而是一種對所在之處的理解。

建築未必需要成為風景中聲音最大的存在。

有時候，真正困難的設計不是留下自己的名字，而是來到一個已經足夠完整的地方之後，知道自己應該留下多少，又應該隱去多少。